王安憶：從寫作中尋溫暖

王安憶說，迷你倉庫人是不能看得太長久的，因為「到頭來總歸是個死」。倒不如，時而從身邊人事中找些溫暖，給自己「擋擋眼」。在她那裡，閱讀和寫作，就是「擋眼物」。王安憶書中對於俗世熱鬧的描摹，對男女情愛的勾畫，總是能給個體以慰藉。可如今，當文字的功用性漸長，它傳遞的訊息卻少了往日的溫暖和人情；當寫作和文學成為營銷和製造「話題」的籌碼，寫作和閱讀本身的愉悅性又該去哪裡找尋？內地作家王安憶近日來港參與書展，並舉行了名為「當文學遇到書」的講座。主持講座的香港作家葛亮說，原本以為書和文學兩者的邂逅會異常浪漫，聽完才覺出王安憶眼中的這場「遇見」竟有諸多曲折， 「好像一對夫妻，初遇時很美好，日子過久了也不免生出種種矛盾」。視字紙很神聖王安憶記得，她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上海某雜誌社工作時開始小說創作，那時見到自己的文章「變成鉛字」，總是激動異常。彼時她因工作關係，不時與印刷設備和工人打交道，深知鉛字排版校對的不易，於是愈發珍惜字紙。「書在中國人的觀念裡，是很神聖的東西。」王安憶有個詩人朋友是雲南景頗族，深山裡長大，去到鎮上讀小學前，一直以為字紙是上天的賜予。「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人寫小說，根本不可能有經濟收益的考慮。」王安憶記得，那時候投稿給報刊，資深作者能有千字十二元的收入，像她這樣的新人，寫一千字賺到六塊錢就謝天謝地了。即便報酬低，但那時讀者眾，創作環境也安靜少吵嚷，故寫作時仍興趣盎然。不過，王安憶覺得字紙這類神聖物件，在互聯網出現和自從網絡媒體興起後，漸漸失去意趣。在講座和研討會上，她常被問及對於網絡作家的看法，她笑言自己從不上網，因此並不了解如今網絡的紛紜景狀，唯有從朋友處零碎聽到些關於網絡作家靠點擊率求生的傳聞。作家迎合營銷「寫作如果太依賴點擊量，還會像之前那樣愉悅嗎？」王安憶忍不住這樣問。如今的寫作，在網絡粉絲的追捧以及媒體和出版商營銷的介入下，成為某種「表演」，某種對流行時尚的迎合，和某種熱鬧的缺乏耐心的娛樂方式。她說現在的讀者去書店或書展，很少有耐心讀過書再決定買儲存或不買，而是「直接奔某一本書去」，「好像受到某種暗示」。六年前，王安憶去劍橋大學參加現代文學研討會，期間與一美國作家閒聊，那人很羨慕她，說她的女性身份和社會主義生活背景，「足夠寫一本暢銷書」。王安憶還記得，那次研討會上一位女作家談到自己的出版經歷，說她的意大利遊記手稿遭出版社編輯抱怨，原因很簡單， 「因為寫到第六頁還沒談到吃」。在這樣多少有些浮躁急切的環境裡，作者如何保持中立寫作，讀者如何找到合適讀物，甚至小說詩文如何重拾二十年前榮光，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文學在當下，或該試圖成為一種需要，一種知己（王安憶對於讀者和寫作者關係的定義）間溝通的方式，而不是粉絲間口水仗的發酵地，或獵奇和濫情等審美畸趣的培養皿。王安憶重要作品介紹《長恨歌》一個女人四十年的情與愛，其中交織�上海這所大都市從上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滄海桑田的變遷。生活在上海弄堂裡的女人沉澱了無數理想、幻滅、躁動和怨望，她們對情與愛的追求，她們的成敗，在我們眼前依次展開。王安憶看似平淡卻幽默冷峻的筆調，在對細小瑣碎的生活細節的津津樂道中，展現時代變遷中的人和城市，被譽為「現代上海史詩」。《上種紅菱下種藕》長篇小說《上種紅菱下種藕》以幾個十一、二歲的小女孩的成長經歷為引線。一個叫秧寶寶的鄉下小女孩，因父母外出經商，不得已離開鄉下的老屋子。小姑娘在一年內跑遍了華舍鎮的角角落落，看到和經歷了許許多多奇怪的人和事，講述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江浙農村一代所發生的自覺的和不自覺的動盪轉變。《天香》晚明時期，上海縣申家造「天香園」，申柯海娶妻小綢，又陰差陽錯納閔氏為妾，自此恩怨糾纏。閔氏為蘇州織工之女，有繡藝，帶入申家，與小綢共創「天香園繡」；柯海侄媳希昭更以書畫入繡，成天下一絕。後申府家道中落，侄女蕙蘭寡居，希昭、蕙蘭等以「天香園繡」支撐家用；蕙蘭更設幔授藝，使其光大天下。《天香》以江南「顧繡」的源流為線索虛構演繹，編織出晚明時期上海乃至中國民間生活、社會文化的面貌，折射世事盛衰、朝代更迭的因由。本報記者李夢新蒲崗迷你倉